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，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无疑是回归“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”的基本司法规律。然而，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司法体制改革这一重大原则至今，无论司法部门内部还是外部，对其仍有不同认识和理解，实有明辨之必要，笔者认为应从三个维度正确理解之。

　　一、“审理者”必须具有“亲历性”

　　“让审理者裁判”，首要前提是界定何谓“审理者”。这个貌似十分清楚的概念，在现实中却有被“异化”、被“扭曲”的倾向。如有人就提出“审理者不仅指办案的‘主审法官’、‘合议庭’，也包括对该案负有监督职责、进行审批的庭长、院长，以及参加审委会讨论该案的审委会委员等，因为这些人员某种程度都参与了案件的审判活动。”这一观点，如果按传统观念或过去习惯作法，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，但其与司法规律应然之道以及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，尤其与“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”这一司法基本原则的原意是大相径庭的，必须予以澄清。

　　首先，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看，我国司法权行使实行的是“集体负责制”，并具体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审判权。我国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所明确的审判组织有三种：一是独任制；二是合议制；三是审委会。独任制主要适用于简易程序，审理简易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以及小额诉讼等，是由一名法官审理案件，其当然属于“主审法官”，属于“审理者”。但不幸的是，现实中，独任制审理的许多案件同样要由庭长、院长审签、把关，难免受到法院“行政化”的干扰，从而影响案件结果。

　　“合议制”是我国司法审判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和机制，其适用于除简易程序之外的大量普通案件，而且也是中级法院以上法院必然适用的审判组织形式。合议制下的合议庭由三名以上法官或法官与若干陪审员组成，一名审判长负责主持、协调，合议庭法官之间是平等、平权的，对案件审理共同开庭，共同合议并以多数决形式对案件作出裁判。合议制、合议庭法官（包括陪审员）当然属于“审理者”。

　　审判委员会，从现行司法体制看，是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，负有制定、调整司法政策，总结审判经验，讨论、决定重大疑难案，其决定合议庭必须服从。其中最后一项涉及审判权的行使，本来现行法律规定，审委会讨论案件限于重大疑难案件，但司法实践中，案件范围被大大扩充，审委会成为广泛、大量案件的裁判者。从审委会运行模式、机制看，其与独任制、合议制明显不同，审委会委员并不参与案件的具体审判活动，不接触当事人、代理人，不参加庭审活动，不直接聆听当事人诉求，不直接接受当事人诉求材料。其主要活动方式：一是集体听取“主审法官”、“合议庭”的案情汇报及处理意见，可以审阅卷宗，但现实中极少，也没有时间；二是可以进一步询问案情及不清楚问题；三是进行讨论，但现实中由于时间问题，大多省略，直接进入下一环节；四是发言表决，一般顺序从资历轻者至资深法官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。但实践中，也经常出现主持人（院长或副院长）提出不同意见，委员表示认同，从而改变原发表意见，形成新决定。可见，审委会实行的是讨论决定式，而不是一种审理、审判活动，缺乏审理案件的“亲历性”，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目前审委会实际上是个“准审判组织”，并非标准的审判组织。另外，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过程中，存在不公开，不透明以及“行政化”问题，资深法官、主持人（院长、副院长）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与此同时也存在讨论不充分，简单表决形成决定的现象。

　　以上问题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要“改革审判委员制度”的原因所在。改革的方向就是转变审委会职能，由讨论决定案件结果，向司法政策制定和审判经验总结转变，对少数重大疑难案件，由讨论决定式向组成委员合议庭、委员担任审判长直接参与审判活动转变，确保其“亲历性”。审判委员会尚且要如此改革，至于庭长、院长的审批权，当然在改革之列，其监督、管理权则要设立其它制度、机制予以解决。

　　据此，“审理者”只能是直接参加案件审判活动，具有审判过程“亲历者”的主审法官、合议庭，其他与本案件审判活动无关的庭长、院长、审委会委员，以及本案的司法辅助人员均不属于“审理者”范畴。

　　二、裁判者必须享有独立地位

　　“让审理者裁判”，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打破过去司法权力运行的“行政化”、“层级化”状况，改变“审者不判、判者不审”、“审与判分离”问题，实现“审与判相统一、相一致”，裁判者必须是审理者，必须要有“亲历性”。同时“让审理者裁判”，也明确无误要求还权给“审理者”，要让“审理者”而非任何其他人作出裁判，也就是要求审理者必须有权进行裁判，审理者必须要有独立地位、独立人格和充分的裁判权。

　　过去，作为“审理者”的合议庭、独任法官，许多情况下充当了“替身演员”角色，只负责上台“表演”“，”走过场“，并不负责案件处理结果。在庭审活动背后，各个层级、各种审判组织，无论正式审判组织如审委会，非正式审判组织”审判长联席会“等才正式登场并发挥决定性作用。甚至一些潜规则，如平级法官之间的”相互礼让“，对庭长、院长等领导者的”遵从“也开始产生影响。一个案件有可能要经过七、八个环节，层层审批，才能有个结果，而这个结果与最初的”审理者“的意见，也许毫不相干了。”审理者“与”裁判者“被有形、无形大手分割开来，审理者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。由此可见，没有审理者的独立地位和真正享有审判职权，”让审理者裁判“就只能是一句空话。

　　总结过去的实践，司法体制改革一定要抓住关键，要真正让审理者有职有权，能够担当起裁判者的责任。一是要从制度、机制上明确”审理者“、”审判组织“的职责、职权，排除审理者之外的非审判组织对裁判权的干扰和影响，如进一步完善合议庭合议规则，进一步改进裁判文书的签发制度，原则上由”审理者“而非其他人签发等。二是要从法官职业保障、履职豁免着眼，提升审理者的独立地位、独立人格和独立行使职权的担当精神，对审理者依法履行审判权的行为，除法定程序外，不得干预和追究。三是要在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基础上，完善庭长、院长、审委会与主审法官、合议庭等审判组织的关系，明晰权责，理顺审判权、裁决权与审判监督权、管理权关系，将审判管理权、监督权”装进制度的笼子“，使其规范运行，并能形成完备的留痕机制、追责机制。

　　三、裁判者必须担责，实现”权责统一、权责一致“

　　对”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“，包括对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持怀疑态度者，一个重要观点就是”审理者“能够担当起责任吗？能够保证司法公正吗？此论，正面理解是对改革的担忧，是对主审法官、合议庭的不放心。实际上，这种担忧，反映了对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对”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“的偏面理解。

　　首先，“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”，两句话是紧密相联，相辅相成的，也是缺一不可的。“让审理者裁判”，强调的是给审理者以裁判权，还权于审理者、审判组织，强调突出审理者的独立地位，这也是符合司法规律之举。“由裁判者负责”，则明确要求“权、责相统一、相一致”，“谁裁判谁负责”，“用权受监督”，这不仅符合权力运行规则，而且也是“让审理者裁判”、“谁审理谁裁判”的自然延伸和逻辑发展。过去，在所谓“集体负责、层层把关”、“审者不判”情形下，当然不能，也无法追究“审者”的责任，“集体负责”成为“都不负责”，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既要强调“让审理者裁判”，又要强调“由裁判者负责”，没有“让审理者裁判”，就不能实现“审与判的统一”，不能确定裁判的真正主体，当然也就没有追究责任的前提和基础。而没有“由裁判者负责”，审理者就可能恣意而为，“自由裁量”可能失去控制，甚至导致枉法裁判，徇私枉法。

　　其次，两句话，两个目标，两个方面，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。当前，无论是中央批准的《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框架意见》、最高法院《四五司法改革纲要》，还是上海市的《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》，基本集中在四个方面：一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，主要是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；二是完善司法责任制；三是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；四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、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。最高法院《四五改革纲要》更加注重了“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”。但总的来说，司法改革是围绕司法主体（法官、检察官）的地位、职权、管理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司法责任制来展开，而司法责任制改革是重要一环。可以说，改革是系统性、整体性推行，而且重大改革举措都注重了配套改革的跟进与衔接。

　　再次，对于“还权于审理者”之后，案件质量、司法公正的保障，三中全会《决定》也提出了诸多相应措施，主要是：推进审判公开、检务公开；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，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；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、人民监督员制度，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；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制约机制，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。这些措施，既有内部也有外部，既有宏观，也要微观，监督的公开化、社会化程度明显增强。

　　另外，中央《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框架意见》和最高法院《四五改革纲要》都提出，要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，遴选委员会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，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代表，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，而且由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政治素养、廉洁自律方面考察把关。由此，随着司法公开化、透明化的进一步加大，法官遴选、晋升、法官业绩评定的社会化、公开化，将对法官公正行使审判权、裁决权带来根本性影响和正面导向，并从制度上倒逼法官提升政治、业务素质，始终坚持依法独立、公正、清廉审理好、裁判好每一个案件，真正实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